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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味道

言之无文,行之不远,食之无文,自然也是行之不远的。当时上海是最重要的文化中心,报刊云集,与文化人仿佛成了鱼与水的关系,彼此离开不得。这种中心地位,郁达夫的例子最可以说明。当年郁达夫因为王映霞的关系,离开上海,回到近在咫尺的杭州,杭州当局竟奉为上宾,其礼遇绝不亚于当今一所二三流大学聘得了一位风头正健的院士;其去福州,更是以一介布衣文人一跃而成为享有月薪三百大洋的省议员(胡适在北大的薪资,也才二百七十大洋也),尽管如此,沪上友人还是深为惋惜,以为会荒了他的文笔。

所以说,如果没有上海,“食在广州”的名头是响不起来的。聊举两个例子。话说时光到了民国中后期,“食在广州”的风头也已健了数十年了,似乎也该淡点光景了,身为著名老饕团体“狼虎会”会员的沪上名流严独鹤先生,便在《红杂志》1922年第36期刊发了一篇《沪上酒食肆之比较》,以为沪上各路食肆多了去了,粤菜馆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未几,便有少洲先生在该杂志同年第41期刊发《沪上广东馆之比较》,历数粤餐馆的威水史,委婉地予以驳回。

时光又过了二十年,又有一笔名秋容者在1942年第1期的《大众》杂志,撰写了一篇《食在广州?食在上海》,从另一个角度发难:他先是承认广东菜的地位,认为不仅是公认的全国第一,甚至可以说是世界第一,但是,你在广州,老吃那广东菜,不腻味吗?哪比得咱上海,除了广东菜,八大菜系九小菜系西番菜系菜菜有吃,因此,“与其说食在广州,毋宁说食在上海”。此说甚为有理。但旋即有张亦庵先生跳出来,在《新都》杂志1943年第2期撰文《食在广州乎?食在广州也!》,振振有辞地说广州那地方,菜式不独手艺好,食材也较你上海强多了。

所谓有容乃大,在当今社会流动十分频繁,饮食业跨地区经营十分方便的情况下,人的口味适应力变得超强,对饮食需求的多样性要求也日益增强,方此之际,除了特色的地区风味以外,能否提供充分的选择空间,或许更为重要。基于这个逻辑,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寻找传统资源、寻找新兴资源,不断改进丰富粤菜的做工与款式,另一方面更有为省内省外、国内国外,各路菜式,提供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,这样才是与时俱进的“食在广州”。